李晟是德宗时期三大名将之一，抵御西北诸族，驰援河朔战场，勤王靖难，收复长安，对唐王朝历史的延续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广泛受到后世的尊崇。

裴度撰写的《李晟碑》，刘昫等人编撰的《旧唐书》，以及欧阳修等人编撰的《新唐书》都对李晟的生平功绩有记载及评价，三份文本撰写时代不同，撰写者不同，对李晟的书写或许也有所不同。在将文献资料和实物资料进行对比的基础上，证实了李晟出身临潭这一说法，并梳理李晟族人，制订李晟家族世系表；同时对《李晟碑》进行考辨，在将五份碑文类比后，分析出《李晟碑》录文内容错误的类型。

在考证的基础上对李晟个人经历进行阐述补充，李晟 18 岁从军跟着王忠嗣与吐蕃、羌族对战，54 岁从西北边疆进入中原加入平藩战争，在建中三年至兴元元年以“泾原兵变”开头的“奉天之难”时进入高光主战场，尤其是在李怀光出走河中后，力挽狂澜，收复长安，延续了唐朝李氏的江山。

在将上述三份历史文本解读、比对后发现，由于君臣之间如履薄冰的关系，《李晟碑》在李晟去世三十余年后才落成，而李晟的重要经历“平凉劫盟”一事也因裴度对现实的考量未载入碑中。

同样出于现实的原因，裴度和两唐书的撰者将李晟的功绩转化为以儒家道德体系为标准的“忠”“勇”“孝”，以此来书写并评价李晟。李晟一生戎马，虽对同僚有阴私谋害之嫌，但镇守边疆，收复长安，功在社稷，形象塑造成功的李晟，受到世人敬仰，忠君爱国的言行，对今天的人来说，一直起着积极的意义。

李晟 18 岁参军，与羌、党项等多次交战，数次击败吐蕃，解救灵州与剑南，进入神策军后平魏博田悦之乱，回援泾原，平定李怀光之叛，解“奉天之难”，收复京城，迎德宗回京，建有不世之功，却因与当朝宰相交恶遭到污蔑，尚结赞的离间计也使得君臣离心，终致被罢兵权。

也正是因如此，才能安享晚年，逝世后列于凌烟阁，被后世铭记。李晟一生功勋卓著，身负天下安危，一心为国，即使被贬在家，也无任何怨言，一心以家国为重。李晟这种爱国品质不仅在当时可以鼓舞军士为唐廷效力，对于当今的爱国教育仍有典型性，具有非常积极而重要的现实意义。

再者，探讨并分析碑文与史书记载中关于李晟的文本书写，也可窥得当时的现实与政治之间的偏差与关联，有利于进一步认识书写者所处政局的发展演变。

李晟，字良器，中唐德宗时期三大名将之一，《旧唐书·李晟》作“陇右临洮人”，《新唐书·李晟》作“洮州临潭人”，而《新唐书·宰相世系二上》记载“陇西李氏，后徙京兆”，认为李晟族出陇西，《李晟碑》也记载：“晟，字良器，其先陇西人也，后徙京兆”。

陇右应是指陇右道，临洮应指临洮郡，临潭应为临潭县，考证清楚临洮郡与洮州之间的关系，或为解决李晟出身的关键。唐贞观初年（627 年），太宗将天下诸州以山川形划分为十道：关内道、陇右道、河北道、河东道、河南道、淮南道、山南道、剑南道、江南道、岭南道，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 年），将山南道、江南道各分为东西二道，即山南东道、山南西道、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又增置京畿、都畿以及黔中三道。其中陇右道包括陇中高原和河西走廊，辖北庭、安西两个都护府以及秦、河、渭、鄯、兰、临、阶、洮、岷、廓、叠、宕、凉、沙、瓜、甘、肃、伊、西十九州。洮州，“禹贡雍州之域。古西羌地也。自秦、汉至于魏、晋，皆诸羌所居。

至后魏吐谷浑又侵据其地，后周明帝武成中，西逐诸戎，其地内属，置洮阳防，武帝保定元年（561 年）立洮州。”隋大业三年（583 年）炀帝废州，改为临洮郡。唐武德二年（619 年）复于此置洮州。贞观四年（630 年）移治洪和城，八年（634 年）复还旧治，永徽元年（650 年）置洮州都督府，开元元年（713 年），废行儒州，十七年（729 年）罢都督府，州废，二十年（732 年）置临州，二十七年（739 年）复名洮州，洮州都督府也复置，天宝元年（742 年）改洮州为临洮郡，改洮州都督府为临洮郡都督府，至德元年（756 年），罢都督府，临洮郡隶属陇右节度使。乾元元年（758 年），复为洮州，宝应元年（762 年），陷于吐蕃。临潭县，隋临洮郡旧县，“本吐谷浑之镇，谓之洪和城。后周改为美相县，属洮州。

唐贞观四年移洮州理于此；五年置临潭县，属旭州；八年废旭州，县来属；其年复移还洮阳城，今州治也。仍于旧洪和城置美相县，隶洮州。天宝中废美相并入（临潭县）。”乾元元年（758 年），隶属洮州，为州治所，宝应元年（762年），陷于吐蕃。

《中国历史地图集》中，隋朝临洮郡范围大致在 34°N—35°N 之间，103°E—104°E 之间，唐朝时洮州也在这个经纬度之间，再加上洮水的走向，基本上可以确定临洮郡也就是唐时的洮州，有时也为临洮郡，而临潭县是临洮郡旧县。

所以两《唐书·李晟传》中李晟应当是出自同一个地方，隋时的临洮郡，唐时的洮州，有时也称临洮郡。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族出陇西”，此处应指陇西郡，唐时也称渭州，隶属陇右道。

《世系表》或许是依据《李晟碑》所言，所以才造成《新唐书》中《李晟传》与《世系表》前后记载不一致的现象。陇西李氏自秦汉以来是世家大族，但由于李陵投降匈奴，导致李氏慢慢没落，东晋十六国时，李暠建立西凉国，陇西李氏再次大兴。及至李唐王朝建立，唐太宗命修《氏族志》，将李姓置于诸士族姓之首，并与西凉王李暠建立联系，以表明李唐皇族是有皇族血缘的家族。唐人的《姓氏谱》中，李氏凡十三望，以陇西为第一。国姓李亦置于诸大姓之首，从而确立了陇西李氏在整个李氏宗族和全国姓氏中的特有地位。

但根据两《唐书·李晟传》以及《洮州厅志》等文献，在相互校正的前提下，可以认为“族出陇西”的这一说法并不可取，或许是在撰写《李晟碑》时为了攀附李唐皇姓而言。再者，《宰相世系表》所记陇西李氏有四房，李晟一支并不在其中，在四房之外，故而推测李晟应当是洮州临潭人。

《李晟碑》录文各个版本之间“出入”最多的是异体字，其次是“误”，还有几处文字顺序相反的情况，以及两处官职抄串的情况。

异体字古来有之，各个朝代皆有不同，撰文者抄录碑文时根据时代引用当时的文字或者沿用自己的书写习惯无可厚非。查看《金石萃编》《唐文粹》《金薤琳琅》《全唐文》原本，可发现“误”主要有两类。

其一，字形相近者。如 “河陇将帅”，《萃编》作“师”且中间的一竖出头，其余作“帅”；“骥骤庭而菒展”之“莫”，《萃编》作“菒”；“皆先群師而寘力焉”应当作“帅”，《萃编》为“师”，“公名慑戎王”，《琳琅》“王”字一竖出头，“自都邑达关畿”，《唐文粹》“邑”为“巳”，等等，是为抄写之误，或也可视为刊刻之误。

其二，妄加改动者。碑文记载：“曾祖嵩皇岷州刺史赠洮州刺史”，《唐文粹》载：“曾祖嵩皇珉州刺史”，“岷”作“珉”，据《旧唐书·地理志三》《新唐书·地理志四》，唐朝有“岷州”，而无此“珉州”，字形不相近，也不是异体字，只能是录文者妄加改动了。《金薤琳琅》载：“赠泽州刺史”，“洮”作“泽”，赵望秦先生据《旧唐书》所载认为“洮”为补刻之误，应作“泽”，但根据两《唐书·地理志》记载泽州在河东道，而李晟“代居陇右”，再者依《李晟碑》立碑时间判断，“泽”应当为“洮”，因而《金薤琳琅》录文属于妄加改动者。

唐文宗年号大和，本是大小之大，《金石萃编》却加了一点作“太”，“与碑中所有‘太’字相较，其点略小，亦后人妄加也。”除上述录文与事实不符者，还有音同字形字义不同者，如“吏”“利”“唯”“惟”“时”“诗”“繄”“翳”“耀”“曜等”。以及音字义皆不同者，如原碑作“而九市三条”，《唐文粹》和《全唐文》作“俾九市三条”，原碑作“远赙加等”，《唐文粹》《全唐文》作“赙赗加等”，《金石萃编》作“法赗加等”，原碑文作“皆所司办护”，《唐文粹》作“皆上所办护”等等。

其次，脱文衍字也算妄加改动者，原碑文以及《萃编》《琳琅》《全唐文》皆言“曾祖嵩，皇岷州刺史，赠洮州刺史”，而《唐文粹》言：“曾祖嵩，皇珉州刺史”，并无“赠洮州刺史”五字；其他四版录文皆记载“泾原四镇北庭节度都知兵马使四面都游奕使”，《唐文粹》中也并没有记载“四面都游奕使”这六字，《唐文粹》《全唐文》录文中对碑建成时间也无任何记载，作为碑文的一部分缘何不载？

《唐文粹》是宋代姚铣所著的唐代诗文选本，《金薤琳琅》为明代都穆所撰，《金石萃编》成书于清代嘉庆年间，《全唐文》也是清代嘉庆年间官修的唐五代文章总集，按时间顺序来说，《唐文粹》录文应是离李晟碑成碑时间最近的，但误差却有很多，若一两字的版本刊刻之误，属于情理之中，那么长达一整句的脱文归咎于刊刻之误是否有些许牵强。可若从碑文抄写之初就没有记载，后世版本也就没有这些记载。

李晟家族出自陇右临潭，而非陇西李氏之后。李晟家族从其曾祖李芝算起，直至李晟重孙一辈，包括文献中记载的女性，共 8 辈 40 人。对《李晟碑》进行考辨，以本文录文为底本，与《金石萃编》《唐文粹》《金薤琳琅》《全唐文》录文进行比对，发现《李晟碑》碑文内容出入之多，并将这些出入归纳分析，得出结论。

由于录文时代不同，所以异体字最多；“误”居第二，其一是由于字形相近或为刊刻之误；其二是妄加改动者，包括录文与事实不符者、音同字形字义不同者、音字义皆不同者，以及脱文衍字；还有多处文字顺序出现相反的情况。《李晟碑》的内容与史书相差无几，唯有一段在武都的经历或可作为正史的补充内容，此事应发生在李晟事王忠嗣之后，击破羌族之前。

李晟少年参军，最初在西北边疆抵御吐蕃与羌族，建中二年（781 年）参与削藩战争，建中三年发生泾师之变，朱泚僭帝，李晟勤王赴难，李怀光出走河中后，与浑瑊等人力挽狂澜，收复长安，用时不到十余天，这一时期应该是李晟一生的高光时刻，就连猜忌深重的德宗也不禁感慨李晟功在社稷。

李晟一生功勋卓著，却碰到了空有理想主义而无实干才能并对武将有很深猜忌的德宗，李晟建有不世功勋，德宗本就防着他，再加上李晟心机深沉、任意骄姿，意图谋害同僚，甚至擅杀同级武将，使得德宗对李晟猜忌更重，甚至是怨恨，所以原本应该在去世时立的神道碑足足拖延了三十余年才建成。

“平凉劫盟”之前李晟因吐蕃的反间计和张延赏的谗言被罢兵权，最终“平凉结盟”变“平凉劫盟”，原因是多方面的，裴度在斟酌之后也就未记载此事。《李晟碑》《旧唐书》《新唐书》这三份关于李晟历史文本的书写，在经过对书写者的分析后，发现都是将李晟的功绩转化为李晟的道德品性进行书写，并以儒家的道德体系“忠”“勇”“孝”作为评价标准，这样做或许是为了教化民众，从而维护社会安定，维持封建君主的统治。

李晟虽有阴暗的一面，但不可否认他功在社稷，延续了大唐王朝的历史，而后世学者对他的书写也都是展现他忠君爱国的一面，这不仅对当时社会的稳定起到维护作用，对现在的爱国教育也具有非常积极且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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